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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英文名：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写CPC），创建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党史故事人物事迹(3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1篇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2篇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
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3篇
金埋沙土，破土而出，方能显其珍贵；明珠蒙尘，轻轻一拭，便可尽现光华！其实，人生一世，成功与失败的转折点之间，我们缺乏的往往是那种站到前面来的勇气与信念！
王亚平笑着说：“人生就像一场长跑，我在飞行这条长跑路上，有困难，有险阻，但这里的风景也独一无二。我会继续飞下去，因为只有坚持，才知道哪一站的风景是最美丽的。”
双色人生
让我们先来看一份人生简历：他，1571年12月27日生于德国符腾堡魏尔，是7个月的早产儿。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脾气极坏。他从小体弱多病，4岁时，天花在他脸上留下疤痕，猩红热使他的眼睛受损。他高度近视，一只手半残，长得又瘦又矮。1601年，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恩师去世。1612年，他至爱的妻子去世。他一生穷困潦倒，1630年11月15日，年近花甲的他在索薪途中病逝于雷根斯堡。他，生于战争年代，一生在宗教动乱中艰难度过。厄运在他活着时不放过他，死后还紧随着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的墓地被对立派夷为平地，尸骨荡然无存。
再来看另一份人生简历：他，勤奋努力，智力过人，一直靠奖学金求学。1587年，他进入杜宾根大学学习神学与数学。他是热心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天文学教授麦斯特林的得意门生。15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594年，他应奥地利南部格拉茨的路德派高校之聘讲授数学。1600年，他被聘请到布拉格近郊的邦拉基堡天文台，任第谷的助手。1601年第谷去世后，他继承了宫廷数学家的职位，继续第谷未完成的工作。1612年，他移居奥地利的林茨，继续研究天文学。后来，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他所提出的三大定律影响深远，促成了牛顿导出万有引力理论。
这两份简历是同一个人留下的。他，就是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
开普勒的一生迭遭病魔、贫穷、宗教冲突和战争的困扰。但他把一切不幸都化作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凭着自己对天文学客观规律的执着追求和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摘取了科学的桂冠，被誉为“天空的立法者”.
古罗马着名学者塞涅卡说：“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开普勒。他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里斯，是一个坐着瓦罐漂渡重洋去完成神圣使命的人。
曼德拉：唯灵魂不可征服
文/徐剑梅
纳尔逊·曼德拉，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我们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受到最高程度和最大规模集体敬仰的人物。
2013年7月18日是曼德拉95岁寿辰，但半年来已多次传出其病危的消息，人们为他祈祷，同时内心在逐渐接受他终将离去的事实。
对曼德拉的赞颂汗牛充栋。对他自己，唯已故香港歌手黄家驹的《光辉岁月》最具直抵内心深处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歌声响起，纵不能再如年轻时那般心潮澎湃，眼底总有一点热意和泪意。据说，当年曼德拉请人将歌词译成英文，听罢潸然泪下。
黄家驹1990年3月创作《光辉岁月》，当时曼德拉刚刚出狱一个月。从1962年8月再度被捕到1990年2月重获自由，从44岁到71岁，他服刑27年，被单独关在荒凉海岛监狱的一间狭小牢房里，屡遭看守虐待。因长时间在烈日下的采石场做苦工，他的眼睛从此受不了强光刺激。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欷歔/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为了理想和信仰，激昂慷慨，坚贞不屈，这样的仁人志士古今中外不算罕见。难得的是曼德拉不仅有理想和信仰，而且有平和的理性。
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时，他在法庭上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神情镇定——“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1990年2月，他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重获自由，态度甚至更加平静：“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以善良和宽恕，作为新南非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残留的躯壳亦能继续迎接光辉岁月。黄家驹的歌词仿佛神奇的预言。多数人一生的华彩乐章早早、草草终止于青壮年时代，但曼德拉不然，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72岁之前的年轮，不过是他的前半生。
后半生里，曼德拉赢得1994年大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尽管被批评任内虽重视人民却忽视政策，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功绩——主导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民族和解与政治转型，实现政治权力的稳定交接。他确无一双魔术之手，不能帮助国家和同胞立竿见影地摆脱贫困、犯罪和种种社会问题，但他对待权力的姿态和对制度的建设，保障了南非作为多种族、多部族共处的彩虹国度内部的持久和平。
上世纪90年代，是整个非洲大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选举大规模转轨的时代，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涌现的非洲领导人，鲜有主动挂冠求去者；而在多党制选举中上台的首批新生代领导人中，处心积虑再三谋求连任者比比皆是。
曼德拉却是异数。1999年首个总统任期届满时，他若想连任易如反掌，但他果断宣布退休。这个愿意为信仰把牢底坐穿的人，不愿意为权力而多恋栈一天。他用前半生证明了自己威武不能屈，又用后半生践行了富贵不能淫。世人趋之若鹜的权力名利，于他竟果然如浮云。
独对铁窗的漫漫岁月里，曼德拉时常念诵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亨利在病榻上创作的诗篇《不可征服》，末段俨如誓言：“命运之门何其狭窄，不要紧/刑罚折磨何其严酷，没关系/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谁的一生不曾经过彷徨的挣扎？而风雨中始终抱紧自由，囹圄中坚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在人性的光谱里，曼德拉一生所添颜色，何等绚烂，耀人眼目。
迟子建：生活并不会对你格外宠爱
文/阿红
44岁的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11月2日，颁奖典礼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乌镇举行，迟子建身穿白底黑花风衣，成为现场一道亮丽风景。
“那些没有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先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尊敬。”
纵观迟子建的文学创作生涯，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放眼全国文学界，仅此一人，同时她还两次获得冰心散文奖及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等国内外众多奖项，完美完成从“小女子”到大作家的转变。
自己能成为作家吗？
1964年正月十五，风雪黄昏，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畔人烟稀少的漠河——一个被称为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端的村落。那时，父亲迟泽凤是镇上小学校长，好诗文，尤其喜欢曹植名篇《洛神赋》，而曹植又名子建，因此，给女儿取名“迟子建”,希冀她将来能有曹植那样的旷世文采。
迟父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找迟老师写对联。迟子建后来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寒地漠河，地处北纬53.左右，地下是永久冻土层，是中国着名的“高寒禁区”.漫长的冬季，村民们喝完二锅头，总喜欢围在火炉旁胡吹神侃，有时候也讲些张牙舞爪的鬼故事，吓得子建头皮发麻，心惊胆战，直往母亲怀里钻。在她的童年里，这个世界不但有人类，同时也有鬼魂、有神话，比邻而居。那些故事生动、传神、洗练，充满着对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迟子建小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最喜欢生机勃勃的菜园。由于无霜期太短，当一场猝不及防的秋霜扫荡过来，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都成为俘虏，一夜凋敝，令年幼的迟子建痛心和震撼。她后来曾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中学时代，迟子建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高考时，迟子建写一个女学生高考不中，受不了压力而自杀的故事，她认为写得荡气回肠，结果作文因“跑题”,只得了8分，她来到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山城学校，面对山林、草滩和天空，她真正做起了作家梦。
迟子建畅游书海，广泛涉猎，喜欢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学写小说，兴致勃勃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望眼欲穿地等待。她寄给南京《青春》的稿子均石沉大海，一时有些迷茫：自己能成为作家吗？
她又构思好一篇小说，怕影响别人，就点燃蜡烛，连夜趴在蚊帐里赶写，烟熏火燎，手臂酸麻，等到第二天晨光熹微，白蚊帐都熏成了黑色，连鼻孔都成了“矿井”.这篇小说被《北方文学》编辑宋学孟欣赏，大为鼓励。如此，迟子建的处女作终于发表，突破坚冰。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从此，迟子建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20岁那年。把它整理成中篇小说《涨极村童话》，小说定于发表在1986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上。但在这时，不幸猝然而至。
1985年底的寒冬，五十多岁的父亲突患脑溢血，一病不起，只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但当时尚未发表，父亲憾别尘世。当那期《人民文学》姗姗来迟，迟子建悲情难抑，元宵节还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送到父亲的墓地……
《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葫芦街头唱晚》等早期作品，无一不是她在长大成人之后，对于困惑、苦闷的生活所引发的一点思索，迟子建把北方风物写出了温度：“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也是粗糙荒凉的。”
1987年，迟子建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备受瞩目。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迟子建34岁那年，与黄世君结婚。她说：“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
婚后虽然分居两地（她在省城哈尔滨搞创作，爱人在塔河任县委书记），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1999年5月3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丈夫的生命，迟子建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
迟子建知道必须直面这种突变和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她希望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然而她只写一行，便潸然泪下。那支笔是爱人送她的结婚礼物，笔犹在，人已去，情何以堪？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
迟子建怜惜女主人公邂逅的每一个角色：“和他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来到这个颁奖台的还有我的故乡
2004年，迟子建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这个民族的历史。这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她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她们歌唱。
迟子建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在小说中迟子建最欣赏的角色是年近九旬的女酋长和女萨满（从事北方一种原始宗教的人），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这部小说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在气象上极为苍茫。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2006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推出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致答谢词时她说：“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褚时健：跌到低谷的反弹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巴顿将军——王石对褚时健的评论
褚时健为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唯一的女儿当年在狱中自杀。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又到了橙子收获的季节，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几年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然而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的时候，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期间，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而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老人家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
2002年开始种植褚橙，褚时健那时已75岁。这些年，80多岁的他每个月下地8-10天，对果园管理盯得非常细致，严格管理。从玉溪到嘎洒果园，200多公里，全是山路，行车至少3个多小时。褚时健打电话通知次日8点到果园开会，第二天绝对准时到，所以没有一个下属敢迟到。
老人家靠着之前人脉资源的支撑和影响力的辐射，比如云南的几大烟草公司在褚橙都还没出来就高价预定了大部分作为员工福利，以及自己的管理方法，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当然老人家也意识到人脉关系渠道不是长久这个问题，2012年已经开始在电商渠道销售了。
如今老人家已经86岁，对老人家来说，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这就足够了。每个人都曾失败过，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褚时健这个最富争议的人物，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万科董事长王石此前也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再叹：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生活比小说要精彩很多，也要现实得多
杨佳：不能被一棵大白菜绊倒 文/田野 她是一位漂亮而又富有才华的女孩。她15岁考上大学；19岁教大学；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班；24岁在中科院教研究生。一切都顺风顺水，可在她29岁那年，上帝却突然关闭了那条通往幸福的大门。她的视神经发生了病变，双目失明。 她就像是一位武林高手突然被废了武功。她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儿，现在对于她来说，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最令她憋闷的是不能看书，不能写字，不能获取知识信息。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这是多么残忍的事！ 她要学习盲文，她要回到自己的知识领域里去。她摸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大白菜，字母为c-a-b-b-a-g-e。这7个英文字母，她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可是，她到底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单词就是“大白菜”。当父亲告诉她答案的时候，她哭了。她是中科院的英语教授，居然不认识“大白菜”这个英文单词。而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目十行啊！ 她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被一棵“大白菜”给绊倒了。她要站起来，她要做一棵能够飞翔的大白菜，重新翱翔在知识的天空里。她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她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练习，一遍遍地摸字，一遍遍地默记。然后，她再把学会的东西背诵给父亲听。一次，父亲在听她背诵的时候，发现盲文字块儿上满是殷红的血。等她背完，父亲一把拉过她的手，这才发现她的十指都已经磨破。 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偷偷地跑出了家。父亲很着急，四处寻找。最后，父亲在她工作过的教室里找到了她。学生已经放学。教室的灯光已经熄灭。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反复地用手丈量着黑板。父亲站在教室里，默默地看着黑暗中的女儿，心里一阵阵地酸楚。父亲知道，女儿这是准备重返讲台呀。直到她准备离开的时候，父亲才走上前，牵住了她的手。她很高兴。她说：“爸爸，我已经找到板书的方法了！”父亲说：“你是一棵能够飞翔的大白菜，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她终于重返讲台。她的板书依然是那么规范，飘逸；她的发音依然是那么准确，清晰；她的多媒体使用依然是那么丰富、绚丽。一切都与生病前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学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已经变得双目失明了。 她的名字叫杨佳。杨佳学会盲文后，利用电脑盲文软件，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她以盲人的身份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并获得了哈佛MPA学位。现在，杨佳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副主席。
在心尖上雕刻的张爱玲 张爱玲作品里面有对女性命远的精妙体察，对世道人心的一语洞穿，加之与生俱采的骨子里的傲与冷，使读者仿佛五脏六腑变换了一个全新格式，如她的《倾城之恋》《红致瑰与白玫瑰》《金锁记》《沉香屑》，但它们似乎有些过于华丽，带有她年轻时代的色彩和底调。 长篇小说《十八春》才是她最好的作品。作品中的顾曼贞，永远穿着暗蓝旗袍，因为她姐姐曼璐蜕变为二流交际花的缘故，她这样的穿着多少有些自卫的意味。然而在沈世均眼里，她却是“纤细而坚强的，笼统的好”。世均回南京的家，曼贞在上海，他在南京的雨夜里想起她，“故乡就变成异乡了”。于是他忍不住一大早下了火车就来厂里，恰在门口遇见她。他急道：“曼贞，我有话对你说。”曼贞看他着急的样子，上下打量他，一连串猜测在她脑里闪过——他订婚了，他家里出了事，他辞职……他却道：“我有好些好些话要对你说。” 张爱玲的笔仿佛是有神灵指使的。事情越是千钧一发，她却越是漫不经意。这种千百年来世间男女所痴心的一桩事，若放在俗家笔下，不知要制造多少哆嗦、琐屑而无聊的语言幻像呢，并且还往往纠结于外围，深入不到内里。而她三言两语，全都着了精要，一下子呈现了事情的真相，直抵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仿佛是在人心尖上雕刻，如此的精妙、确切与传神。这样的工作，真非天才而不能。 《十八春》最要紧的好处还是作品的内在本身，它写出了人的命运由鲜亮变为黯淡之必然之无可奈何的宿命感，整部作品显得练达而老成。美的形式在技术上是可以复制的，它如叶片的暗影。叶子连结了枝蔓，枝蔓连结了枝条，枝条连结了枝干，许多根线条形成一个走势，颇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这核心才是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它必是赤裸的，也是坦率的，藏不住任何的秘密。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目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有对人生世态的观念。它所展现的点滴零碎，都来自这里。如果作家对世界的理解是混乱的，由这个根脉核心抽条出的枝蔓花叶，也必定是繁复混乱、没有秩序的。 张爱玲偏偏让美好而干净的生命轨迹，经历灾难与泥沼。曼贞被姐姐囚禁而被姐夫玷污，生了孩子，却不得不为了孩子再回到灾难与泥沼里——在姐姐死后居然选择嫁给了姐夫。我觉得她对世界的理解是悲观的，也有超现实的成分。她有着伤痛。也有着对世道人心的彻底失望。她为了保存着她的傲慢和尊严，只能选择孤独。 对于张爱玲，人们似乎只觉其雅，而不觉其痛。 一个孩子的天目，必定是因为痛苦才被打开的，这使她看见了世人所不察觉的隐性世界。张爱玲固然有着贵族血统，生活优裕，曾经快乐地在她母亲家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听着客人们演话剧，唱英文歌。岂知后来的生活急转直下，母亲离开，只剩下她和弟弟跟着父亲生话。他们的生活是可以想见的。有钱也不行，不是钱的事。（经典语录 经典语段 经典语句）他们的裤腿永远短了一大截。冬天的鞋子进了水，脚肿胀得像一个面包。只是因为她对继母项了嘴，她父亲的耳光便打过来。她只记得地的脸偏向左一边，又偏向右一边。他父亲甚至囚禁她半年，病了也不给医看。没心没肺的孩子或许慢慢把这忘了，偏偏她有的只是灵性，她是靠着灵性生长的，就只有把这苦痛储存了。那些整块吞咽的痛苦慢慢结了痂，内里的变异却只能如腐水一般慢慢地流淌出来，毒素一般渗透在她的生活里。或许那些情节，只是毒素作用的征象。文学情节往往是写作者心理经验开放的瞬间。 那时候她心中的母亲，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母亲，除了是血脉之源，更是安全、温暖、爱之所在。但这些过早地离她远去了。我仿佛看见了她在繁花似锦的表层底下，求助而又无助地，爱又恨着她的生之源。这世间最艰难的悖论，她过早地面对了，也因此生发出对世界的悲剧感。她对心中那个叫做母亲的存在，只是心向往之，而永远地求之不得了。
尼克·胡哲：没有四肢的人生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年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生来没有四肢，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信念，在全球演讲，鼓舞人心。2005年获“澳洲年度青年”称号。2008年起担任国际公益组织“没有四肢的生命”CEO。 像雕塑一样活着 第一次见到尼克·胡哲，人们都难掩震惊——他就像一尊素描课上的半身雕像，没有手和脚。面对人们讶异的表情，尼克自我介绍时常以说笑开场。 “你们好！我是尼克，澳大利亚人，今年28岁，周游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一年大概飞行120多次，我喜欢做些好玩的事给生活添色。当我无聊时，我让朋友把我抱起来放在飞机座位上的行李舱里，我请朋友把门关上。那次，有位老兄一打开门，我就‘嘣’探出头来，他当时被我吓得跳起来。我心想，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吗？” “我喜欢各种新挑战，例如刷牙，我把牙刷放在架子上，然后靠移动嘴巴来刷，有时确实很困难，也很挫败，但我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很容易在第一次失败后就决定放弃，生活中有很多我没法改变的障碍，但我学会积极地看待，一次次尝试，永不放弃。” 尼克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独立行走，上下楼梯，下床洗脸，打开电器开关，操作电脑，甚至每分钟能击打43个字母，他对自己“谜”一般的身体充满感恩。“我父母教我不要因没有的生气，反而要为已拥有的感恩。我没有手脚，但我很感恩还有这只‘小鸡腿’（左脚掌及相连的两个趾头），我家小狗曾误以为是鸡腿差点吃了它。” “我用这两个宝贵的趾头做很多事，走路、打字、踢球、游泳、弹奏打击乐……我呆在水里可以漂起来，因为我身体的80%是肺，‘小鸡腿’则像是推进器；因为这两个趾头，我还可以做V字，每次拍照，我都会把它翘起来。”说着说着，他便翘起他的两个趾头，绽出满脸笑容——Peace！ 尼克的演讲幽默且极具感染力，他回忆出生时父母和亲友的悲痛、自己在学校饱受歧视的苦楚，分享家人和自己如何建立信心、经历转变。“如果你知道爱，选择爱，你就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不要低估了自己。”在亲友支持下，他克服了各种困境，并通过奋斗获得会计和财务策划双学士学位，进而创办了“没有四肢的人生”（Life Without Limbs）非营利机构，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激励众人，迄今他已走访了24个国家，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我和世界不一样 1982年12月4日的那个清晨，尼克的父母原本怀着满心欢喜迎接他们的头生儿子，却万万没想到会是个没有四肢的“怪物”，连在场医生也震惊得无言以对。 “我的父母毫无心理准备，医生给不出解释。我妈妈曾是护士，她怀我时非常清楚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头痛时她甚至没有服止痛药，她确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问题。她照过三次B超，大家都没发现问题，以为我只是保持某种姿势。他们原本期待一个漂亮又健康的男孩，不过我确实很漂亮，（笑）只不过有些缺陷而已，但当时那是一个大悲剧。” 尼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牧师，那个清晨，整个教会都为之忧伤，每个人都在质问上帝——如果上帝爱人，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圣经》上说我将你造在母腹中时已应允了一个希望，那么上帝造尼克时究竟在想什么？ “我父亲一开始以为我活不了多久，但我其他方面一切正常，并且活了下来。可以理解，父母非常担心我未来的生活，生下一个残缺的孩子，我想他们只是害怕自己不能胜任。” 这对夫妇经历了很多艰难的阶段，他们无法接受事实，带着小尼克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试着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尼克的母亲回忆：“我以为那是一场噩梦，我以为当我一觉醒来，噩梦就会结束，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带他回家，我不愿意照顾他。” 好几个月后，这个家才进入平静，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人生中许多时候，我们想寻找答案但却得不到，就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上帝。我父母认识到了这点——这是我们的骨肉，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拥有智慧、慈悲、怜悯和爱来养育他，就好像我有手有脚一样。” 至此，这个在极大不幸中关乎信心的故事才悄然启幕。 事实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役，供应尼克所需的一切，是一场持续的挣扎，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和渠道并不多，这对夫妇只能独自克服各种问题，在尝试和纠错中不断摸索，找寻或设计合适的轮椅设备，筹集资金支付一切，甚至与社会的律例抗争。 由于尼克身体上的残障，澳大利亚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他进入正规学校，但他的母亲力争修改法律，经历万般艰难，令尼克成为第一个进入正规学校就读的残障生。 上学后，孩子们都趴在课桌上听课，只有金黄色头发的小尼克突兀地“站”在书桌上，用仅有的两个脚趾头夹住笔写写画画。“妈妈说，上学第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隔天就不愿上学，因为其他孩子会嘲笑我，对我指指点点、排挤我，我感觉非常孤单，但家人一直支持我，所有人都说，尼克，你没问题，你只是很特别。但是，我不想要特别，我只想跟大家一样！” 我不需要手和脚，因为上帝背着我 尽管并非布道，每次尼克都会在桌角安放一本《圣经》，这是他必用的道具，演讲中，这可能是他所指的“目标”，又或是令他“站立”起来的“助力”。 “Give up（放弃）还是Get up（站起来），这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选择。现在你们看到，我像这样直接地摔倒了，躺在这儿，脸朝下，没手，没脚，要爬起来似乎不可能。我重复试了一百多次去站起来，你认为我就这样放弃吗？不！当我摔倒了，我尝试去站起来，一遍又一遍。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你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完成，就像这样。” 他用头顶着《圣经》借力，将自己的躯干艰难地慢慢“撑”起，这一刻，撼动人心。 前两年，他也曾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分享他的信仰，演讲结束后，一位男生举手求解：“你所爱和信靠的那位（上帝）并没给你手和脚，也没给你神迹，你为何还如此相信他？” 尼克的回答温柔而敬虔：“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先做个假设吧，如果我信仰的是真理，我相信此生结束后能进入天堂，我将有一个崭新的身体，那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没有失落，一切都是完全的，那么，通过我暂居地上的这具破碎身体所经历的一切，若能鼓励一些人认识到我所指的那个永恒，这就是个神迹，因为我可以鼓励其他人找到那种永生的盼望。” “当我长大后，清楚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开始向父母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励志 >